土地改革前土地占有情况表 农民租种耕地受到严重的封建剥削，其剥削形式主要有：(1)佃种分收一佃农不交押金，所收粮草与田主对半分成，或主四佃六，或主六佃四；(2)租种一佃农按每亩10元左右标准交押金给田主，然后每年按夏熟每亩麦4斗，秋熟每亩米6斗或稻谷1石交租给田主；石斗不足，则将押金抵算。田主可执田另佃。 土地为个人私有，可自由买卖，扬中土地买卖有呆契、活契两种。呆契价高，活契价低。呆契为杜卖，即土地所有权归买主，以后卖方不能赎回。活契则土地所有权仍属卖主，又分典卖与过手两种。典卖后土地仍由卖主耕种，向买主交纳实物田租，通常为米麦共一石；定期若干年，期满时卖主可赎回。过手为出卖后土地归买主耕种，卖主在规定期限内可赎回。 二、土地改革 抗日战争时期，抗日民主政府在距敌伪据点较远地区实行减租，使农民有所获益。解放初，人民政府即实行减租减息，开展反霸斗争，为进行土地改革作了思想准备。1950年10月23日，扬中县土地改革委员会成立，各区、乡土地改革组织也相继成立。贯彻“依靠贫农、雇农，团结中农，中立富农，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，发展农业生产”的土改工作总路线，全县土地改革工作经全面发动、试点总结、分批进行、复查发证等阶段，于1951年3月结束。全县共没收、征收土地45989亩，清算、没收房屋5103间，家具36856件，耕畜26头，农具26253件，粮食65.63万公斤，有16498户(61370人)无地少地农民分得了土地，在农村中彻底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，土地为农民个人所有。土地还家，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，产量显著提高，粮食平均亩产1949年为160公斤，1952年提高到216.5公斤。 三、农业合作化 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生产规模小，力量薄弱，无力抗拒自然灾害。土改后不久，农村即已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现象，贫苦农民无力维持生产，不得已出卖土地，新坝区一年内卖田事件2000多起。中国共产党及时号召农民“组织起来”，走集体富裕的道路，在农村中开展互助合作运动，其形式有下列几种： 1.互助组。有临时的、季节的和常年的3种。1951年秋，在三茅区厚生乡试建第一个临时互助组，后过渡为常年互助组，农忙时互助务农，农闲时集中搞副业。1952年上半年，该乡发展临时、季节、常年互助组共51个，入组农户占全乡总农户的46％。1952年2月，八桥乡试建黄美善常年互助组。至1952年底，全县共有常年互助组81个，季节、临时互助组2496个，参加农户16751户，占全县总农户的31.32％。 2.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。1953年春，在黄美善互助组的基础上试建了全县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。初级社实行：(1)土地入股，统一经营，按土地、劳力比例分红，一般为土地分红占40％，劳力分红占60％；社员保留对土地的所有权。(2)大型生产资料如耕牛、水车等，或入股分红，或作价入社转为投资付息，社员可拥有部分生产资料，如小型农具等。至1954年底，全县已发展初级社123个，参加农户4339户，占总农户的9％；另有互助组2490个，参加农户19857户，占总农户的41.15％。 3.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。1955年，贯彻中共中央《关于整理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》的精神，除继续巩固、发展互助组、初级社外，开始将有条件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逐步转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。高级社实行：(1)土地归集体所有，取消土地报酬，收益按劳分配。(2)其它生产资料折价入社，归集体公有。(3)生产分作业组，实行包工、包本、包产、超产奖励的“三包—奖”制。1956年底，全县191个初级社和90个高级社合并为185个高级社，入社农户49472户，占全县总农户的99.3％，实现了农业合作化，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，土地由农民私有制变为农民集体所有制。土地集体所有，改变了生产关系，克服了土地私有同统一经营的矛盾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，粮食增产，1956年平均亩产比1952年增加53.1公斤，增长25％。1949～1956年，钢绞线粮食总产平均年递增5.8%。 四、人民公社化 1958年8月，贯彻执行中共中央《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》，扬中县开始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，建立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。至10月份，全县共建立9个人民公社，取消乡村建置，实现了人民公社化。 人民公社初建立时，权力过分集中在县、社两级，基层单位缺少自主权，不能实行分级管理；不断改变经济核算单位，由大队、公社核算；农村普遍办食堂，吃饭不要钱；农村刮起一平二调的“共产风”，主要是大搞平均主义，无偿调用集体或个人的土地、房屋、劳力、农具、粮食、资金等。同时又发动“大跃进”运动，刮起虚报产量，虚报成绩的“浮夸风”。这些变动损害了农民利益，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，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，再加上1959～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，粮食大幅度减产。1961年粮食总产比1956年下降15％；1962年粮食总产比1956年下降28％，接近1949年水平。农民口粮紧缺，1959～1961年，患浮肿病、消瘦病者甚多，1961年1月至3月统计，患病人数占全县人口总数的9％。 1960年底开始纠正这些错误，确认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和社员生产生活的组织单位。 1962年2月，贯彻中共中央《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》，公社实行“三级(公社、大队、生产队)所有，队为基础(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)”的体制，强调按劳分配，保障生产队的自主权，改善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，农民思想渐趋稳定，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，1966年粮食总产比1956年增长65％，亩产首次超千斤(500公斤)。 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，政治动乱，受“左”的思想影响，“大批资本主义”，经济核算体制急于向大队核算过渡，以评政治工分代替按劳取酬，部分社、队一度收回自留地(后又重划)，禁止家庭副业生产，取消农村集市贸易。生产关系这样的变动，违背了农民意愿，违反了价值法则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。1966～1970年粮食连续减产，粮食总产平均年递减5.5％，1970年粮食总产比1966年下降20.3％。1971～1976年发展仍很缓慢。 五、联产承包责任制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在农村落实各项经济政策，恢复农民生产经营、分配交换的自主权，大力发展商品生产，广开集市贸易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。1981年进行经济体制改革，实行专业承包、联产到组、大组联产、联产到劳等形式的生产责任制，承包土地，联产计酬。1982年发展为包干到户、分户经营，自负盈亏，生产责任制进一步完善。这样通过劳动组织、经营方式、计酬办法等环节的改革，调整了生产关系，农业生产又迅速发展，粮食产量稳定持续增长。1984年粮食总产超过历史最高水平，比1976年增产26.5％。农村富余劳力有条件向其它行业转移，农村中涌现出了一批专业户、重点户，开创了农、林、牧、副、渔五业并茂，乡、村工业蓬勃发展的新局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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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最具创意的生存游戏之一，卡牌系统把复杂的生存模拟变得直观又富有策略性，森林的生态链用卡牌表现得太巧妙了。”
“硬核又上瘾，每次开局抽到的‘手牌’（起始条件和遭遇）都不同，需要完全不同的策略，成功活过一个月的感觉棒极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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